杜嘉班納請陳學冬、盛一倫走秀 是臭棋還是高招？

　　此外，由於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和社交媒體加速的都市人群心理老齡化，吸引“年輕人”承擔的附加值還包括借此影響他們的長輩，特別是出生於上世紀60至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的幾代人，他們在挑選奢侈品、時裝、時尚類等非剛需產品時，往往會聽取子女的意見，將其視為最終端的KOL。

　　這就像在一片廣闊的池塘裡投放魚苗一樣，當老的池塘因為尺寸、水質變化而不再能讓培育者大量收獲時，他們的注意力自然轉到更大、更新的池塘——在這裡，縱然培育環境或許並不如老的更理想，但容量就預示著增長的可能性。在這點上，“中國有將近14億人口，假設一人給你一塊錢，結果是如何﹔假設14億人口有一半人，一人給你一塊錢，結果又怎樣？”的通俗理論亦適用在粉絲經濟帶來的統計狂熱中，何況，“年輕”在傳統觀念上意味著更為沖動，更為容易被洗腦，更不計后果。

　　但現在的年輕人真的那麼容易被左右嗎？事實上，對於靠著營造距離感為核心的奢侈品和時裝品牌而言，事實的復雜性可能不是一時的數字能決定的。

　　十余年前，當Dolce & Gabbana還未取消其副線D&G品牌時，它的確曾是年輕人心目中的首選品牌，那些破洞牛仔褲、印著D&G字樣的緊身T恤衫就是當時時髦的標志。近年來，這個在每一季都搬上西西裡風情、看上去很美（又很膩）的品牌越來越渴望和當下社交媒體時代有所關聯，從2016年春夏秀場上的模特自拍戲碼、大量邀請各國網紅、年輕明星參與時裝秀，2017春夏系列廣告的全網紅陣容，都能看出這份努力。

　　可與之形成有趣對比的是，縱然到了這個時代，Dolce & Gabbana仍舊會因不滿負面評論而封殺媒體，就在去年，該品牌再一次封殺了《紐約時報》的時裝評論團隊。對了，到目前為止《紐約時報》“風尚”版對剛剛結束的這場2017秋冬男裝秀，仍然隻字未提。

　　從因Dolce & Gabbana 2017秋冬秀、靠明星和小鮮肉等為賣點的營銷在社交媒體上引起的評論的質疑便不難看出，在達到傳播率的指標時，品牌們是否又忽略了文化和形象對於年輕人同樣存在的影響力？

　　2001年，Chanel邀請當時因演唱《臥虎藏龍》主題曲而走上奧斯卡舞台的李玟作為該品牌的宣傳形象人，由於李玟當時的形象被認為是出格、賣弄性感的洋妞做派，這一舉動讓當時香港的半壁闊太都震怒了，愣是抗議到她以工作繁忙的理由結束了和Chanel的合作。